她遇到不少这种情况,“这就使家长陷入两难,有些受害者是留守儿童、困难家庭,这笔钱对孩子生活会有所帮助,但拿了钱家长就要出具谅解书,但这种伤害没法谅解,孩子和家庭的尊严怎么办?家长因此又不情愿。如果法律明确精神损害赔偿,家长就不用迈这道坎。”
首先,对于《劳基法》修正案,在野党要求完善修正可以理解,但反锁议场大闹“立院”,除是宣泄外,只能说是一场拙劣的政治秀,能带给当局什么建设性启示。
《“女子取快递被造谣”案:对网络暴力说“不”》“你会发现对性侵儿童的二次伤害无处不在,这也是为什么孩子沉默不敢说,我们鼓励孩子、家长报警,但目前环境下,谁也预料不到报警后伤害会更大还是小。”同样接受不少倾诉和求助的公益组织“女童保护”发起人孙雪梅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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