目前，性侵害案件呈现低龄化特点，低龄儿童不能识别性侵，即使识别但可能提供不了完整的言辞证据，而在猥亵类案中相当一部分不会留下物证。

有两三次，林绍纲在夜里醒来，看见郭小川坐在床边的小板凳上，趴在床沿，头钻进被子一角，左手拿着手电筒，右手写东西。

《七案件被指令再审，最高法四巡改革加强人权保障》樊星曾在浙江某市检察院从事未成年人检察工作多年。他曾遇到一个取证难的案例，4岁女童遭强奸，下体重伤，没有人证。女童讲不清楚也不愿讲，家长也不想孩子受到二次伤害，但打击犯罪又有取证需要。“后来引入专业心理疏导，几次心理疏导后，孩子才把事情讲出来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