大部分分析人士也持有类似的观点，认为此举的目的在于使地方的调控政策更加合理化，而不能简单理解为“松绑”。杨红旭还指出，与热点城市相比，限售应是弱二线和三线城市的主流调控政策。

“从制度设计看并不复杂，但登记后的信息数据，如何与劳动、人社、教育等部门及时共享，如何设置严格的查询和职业禁入，需进一步考虑。它依赖一个多部门协调合作、真正有利于儿童保护的综合性制度体系和社会环境。”

《土耳其频频示好 土美关系能否“翻开新一页”》《中国时报》评论指出，“时代力量”除“作秀”标签如影随形外，从这次大闹“立院”，还是看到其局限性，及“罢昌”一役后的集体焦虑感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