樊星曾在浙江某市检察院从事未成年人检察工作多年。他曾遇到一个取证难的案例，4岁女童遭强奸，下体重伤，没有人证。女童讲不清楚也不愿讲，家长也不想孩子受到二次伤害，但打击犯罪又有取证需要。“后来引入专业心理疏导，几次心理疏导后，孩子才把事情讲出来。”

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少年儿童研究所所长童小军，长期致力儿童保护研究。她说，保护儿童要打击犯罪，牵扯证据采集问题，不能让孩子一次次作出回应或回复，一定要经专业人员专业服务流程处理。“在对孩子友好的场所，最好一次取证。”

《我国建立房地产贷款集中度管理制度 设置占比上限》比如，关于数据的所有权和使用权分离的问题，就非常值得关注。打个比方，用户用微信聊天，这个聊天记录是属于用户还是平台；获取聊天记录需不需要本人同意；平台在未告知本人的情况下将聊天数据用于商业用途，该怎么定义这种行为？这一切都亟待相关部门出台相应的法律和制度。